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么东林党就是明末自万历年间起，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下，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

东林党的诞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拜了万历中后期，亲政后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常年怠政所赐。尤其是经过明朝万历年间“争国本”等一系列朝堂纷争后，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一批政坛失意的活动家，打着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义，组成了这样一个在民间有强大话语权的政治团体。

其实自明朝中后期起，随着社会风气的自由开放，政坛拉帮结派并不罕见，但东林党却是其中一个别样的另类：首先他们起家时，并没有高层强大政治权力支撑，完全凭借民间的力量壮大起来。其次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明确的争权诉求，东林党从起家时，就树起了极高的格调，把匡扶天下作为嘹亮口号。其代表人物，比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旗帜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间有强大声望的偶像级士大夫。只看形象，着实无比高大上。

而且必须称道的是，东林党这个团体，包括后来作为东林党变体的复社，一个无与伦比的强大能力，就是压倒性的宣传鼓动能力，从万历末年开始，他们通过讲学开课收徒等各种手段，甚至不停煽动发起强大民间风潮，影响力奇迹般的壮大。从早年东林书院里几个零星的学生，一跃成为大江南北名闻遐迩的政治团体，话语权瞬间强大。这帮人如果穿越到今天，就凭这强大炒作能力，也足以在娱乐圈里赚的盆满钵满！

以这些发家史看，东林党应该是晚明凄风苦雨历史上，一个代表着光明正义的伟大组织？且慢下定义，因为家国命运，乃至国家战略抉择，绝非娱乐儿戏！

而在混迹民间时，看上去横扫无敌的东林党，最大的短板也正在这里：别看匡扶天下的口号无比响亮，也别看他们一直标榜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但对于晚明时代内外交困的国家政局，他们非但拿不出靠谱的实用办法，相反满嘴慷慨激昂中，仔细较真却满是务虚荒唐言。至于几位代表人物，主要事迹也只有一条：拆台！

怎么拆台？先瞧瞧早期东林党的领袖李三才就知道，这位万历年间的封疆大吏，后来被阉党列为“托塔天王”的东林党重量级人物，民间人气也是爆满。特别是他多次挺身而出，抵制万历皇帝向工商业加税的经济改革，因此也深受百姓欢迎，俨然青天大老爷一枚。

可瞧瞧他的工作模式，却是大跌眼镜：担任漕运总督时，每年到了征收漕运税费的时节，竟然就是随手给商人们一张税单，想交多少税随便填。关乎国计民生的漕运收益。这位李三才大人从漕运总督做到凤阳巡抚的得意仕途，就靠这慷国家之慨的“有才”方式换来。

而要再看看他的生活水平，就知道他这“慨”绝不白“慷”，凭着明朝官员那点可怜的俸禄，此人竟然一直过着富贵堪比王侯的奢靡生活。照着明朝好些人笔记里的形容，他家的府邸宅院别墅，豪华程度完爆那些“骄奢*逸”的藩王们，每天饭桌上的菜肴，都是云集大江南北美味，且天天宴会不断。如此奢靡生活，就来自他“正义”外表下，几十年如一日狠捞的灰色收入。

李三才的情况，就是东林党本质的缩影，所谓疾呼爱惜民力，其实就是给背后的官僚士绅家族们代言。一边拿着国家的财政当儿戏，以大明朝穷的掉渣为代价，换取自家光彩照人的好声誉。一边更是抱团抵制明朝的财政改革，闹得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的大明朝，却长期无法通过工商业增加税收。这种人类古代史上难以想象的咄咄怪事，正是东林党所赐。

实事求是说，晚明军费匮乏，以至狼烟四起的窘境，乃至崇祯皇帝穿着补丁摞补丁衣服上吊的悲惨结局，都与东林党这个倒行逆施的追求，关系莫大！经济繁荣的大明朝为何落得财政潦倒的下场？因为大明朝的血肉，尽数被东林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榨干！

而除了这个长期挖坑之举，具体到各种国务上，东林党人也是挖坑不断。他们和之前明朝诸多党争团体最大的区别是：无论早年的夏言，还是高拱张居正，不管如何争，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政治家。换成东林党，却是永远自家声望利益为先！最代表这一品质的，就是明朝与后金的战争。

本来万历晚期，万历皇帝通过启用名将熊廷弼，已经将后金努尔哈赤压制到十分困难的境地，可就在前线刚刚转机时，却是抓权红眼的东林党大肆发动舆论，整垮功勋卓着的熊廷弼，换上了东林背景的袁应泰，立刻战局反转一败再败，把辽阳沈阳丢给了努尔哈赤。而在熊廷弼再度复出后，又是东林背景的巡抚王化贞自作聪明大拆台，把战略要地广宁也丢掉。后金，即未来的大清朝能迅速崛起，就是东林党送的大礼！

而当崇祯皇帝悲情上吊，北方山河沦陷后，面对清军南下的隆隆铁蹄，满嘴正义的东林党们，更是暴露出最无耻的一面，好些人纷纷毫无压力卖身投敌，要么跑去李自成处效忠，要么鞍前马后给清军当马前卒，节操尽碎的表现，正如明末小说家冯梦龙的吐血怒骂：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

明朝，这个曾经强大一时的王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团体，彻底带到沟里面。当然更值得反思的是，也正是明末病态的政治环境，还有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朝帝王们，错误的政治用人手腕，才给了这个团体坑国的土壤。如此教训，至今发人深思！

作者：我主团队张嵚

谢邀！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1]

公元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人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他们虽然提出了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进步口号，然而实质上却沦为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对明末饥荒灾民的悲惨现实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极力阻挠。东林人士在当时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

首先我觉得，东林党这个词绝对不是网络上宣传的那么邪恶，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东林党是作为正义的化身出现的，我先来说说东林党的起源。

万历二十三年，沈一贯以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万历二十二年七月陈于陛、沈一贯入阁后，赵志皋为首辅，次辅为张位，内阁合共四人。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陈于陛病故，万历二十六年六月，次辅张位因涉嫌妖书《忧危竑议》而被革职，当年十月，首辅赵志皋家居养病，内阁中沈一贯一人主政，前后历时三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万历二十九年九月，阁臣赵志皋病故后，内阁仅余沈一贯一人。后原礼部尚书沈鲤、朱赓以东阁大学士入阁。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沈一贯成为当朝首辅。而沈鲤入阁后，与同年左都御史温纯、门生礼部右侍郎郭正域等深自结纳，朋党之争，渐露苗头，并以此逐步展开。之后历经楚宗、妖书、京察等党争，最后沈一贯和沈鲤都双双下台。但当时浙党已经成形，明朝的朋党之争，再也无法平息。

而明史对沈一贯的评价是：“至楚宗、妖书、京察三事，独犯不韪，论者丑之，虽其党不能解免也。”叶珍在《明纪编余》曾言：“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神宗）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辈，称为当关虎豹，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寝不发。旧台省更得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朝的党争形成及发展和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有很大的关系。因神宗长期实行静摄，一方面对官员的升黜，不免为廷臣言论所左右，或者轻易裁处；另一方面，官员人数少了，意见容易被把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十个人的董事会，过半数只要统一五个人的意见，一百人的董事会，过半数要统一意见相比就难度大多了。人数少的时候，又碰上皇帝不管事，大佬的意见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浙党、东林、阉党都不过顺应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浙党开始的党争，其中未必没有万历寻求政治平衡的想法；到了阉党，天启比万历还不管事，所以也做的最大。就说不上政治平衡了。而到了崇祯，敢结党的都给我回家自己玩去。于是，崇祯朝有政争，但没有党争，朝廷日子过得也还凑合嘛。要不是碰上王朝末期积重难返……

东林党在政治实务上虽然算不上出色，但总体还算维持住了局面，没更好，也没更坏——从开征辽饷的杂项来看，东林党还算务实。政治斗争上要清算浙党为首的三党，但浙齐楚三党当年也是把东林一个不落的全赶下台——双方本来玩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游戏，你方唱罢我登台。但三党投靠阉党以后引入人身毁灭，就是不按政治规矩出牌了。东林党全面下台的局面又不是没有，你把他们全部赶下台个七八年以后再复起他们本来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但在政治斗争中*人，还是捏造罪名*人，不但*东林，连其他非东林也要算在东林里一起*。这才是彻底的坏了政治斗争的规矩。就是现在的全面防腐，证据确凿，康师傅和老郭也就进去住长期宾馆，需要肉体毁灭吗？除了得势的阉党成员，谁喜欢这一套？所以在阉党执政的时候，这朝堂才是基本没法看了。

从历史上前后来说，东林的势力比齐党楚党略强，但还比不上浙党。更别提齐楚浙三党合一的阉党了。但历史上由于东林出过杨涟左光斗几个还算清正的人，所以名声比其它朋党好不少，算是明朝党争的烂泥塘里，不怎么黑的泥鳅。但基本上所谓崇祯被东林忽悠，东林在崇祯朝不断做大，不许向江南派赋，不许收商税，废除锦衣卫，与曹化淳等宦官结怨等等，基本上都是胡扯和谣言。

东林党，作为明末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有人认为它主导当时的社会思潮，引领社会风气，让普通民众在潜移默化中重拾传统道德，进而建设出良好的社会秩序。也有人认为它空谈误国，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对国家有利也好，对国家不利也罢，都不可否认东林党作为国家重要力量的身份。但是令人讽刺的是势力足以影响到庙堂之上的东林党却没能拯救大明王朝于危难之中。

言论的自由，现代在野党的雏形

东林党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万历年间，在张居正的高压言论打击之下，整个国家都显得死气沉沉，文人知识分子也不敢妄议朝政。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东林派士大夫开始争取言论自由，提出一些与张居正相反的建议。这一时期内的东林党尚未成气候，后来随着顾宪成被罢官返乡之后，便开始以讲学为寄托形成朝廷之外的清议舆论影响朝政。

据《东林始末》记载：“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科道亦有人，而宪成讲学，天下趋之，一贯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从这段记载不难看出此时的东林党开设了所谓的“东林书院”开始以实学振学术之风为名，清议掌握政治话语权。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子文人的加入，逐渐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堪比现代国家的在野党。

东林党之所以能够拥有现代社会在野党的雏形，与的它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东林党主张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等等。特别是追求言论的自由，是东林党给那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了一丝曙光。

正是因为拥有了一定指导思想，东林党才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党”，此刻它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但是它依旧还是一个“朋党”，也正是它“朋党”的身份才加剧了明朝的党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永远也摆脱不了的朋党，加剧了明朝灭亡的党争

《韩非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在韩非子看来，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明朝时期的朋党不同于以往，是以地域性来划分的。

明朝最早记录的朋党，是以张居正为首、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居正垮台之后，“楚党”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方集团乘势崛起，东林党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虽然东林党的成员也有很多非南直隶人士，但是其发起人及主要人物都是来自于南直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

与东林党相对的则是相对衰弱的齐党、楚党和浙党。在东林党的强势压迫之下，这三党无奈的归附与阉党。整个大明王朝内部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双方对立严重，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不停的党争、内耗，让崇祯皇帝心力交瘁，导致了崇祯皇帝施政之时畏手畏脚、用人之时瞻前顾后，崇祯皇帝自缢前感慨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而且随着东林党的不断壮大，招揽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既有贤者、也有不肖者。正如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所评价的那样“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这样一支鱼龙混杂的政治力量又有何德何能能够拯救大明江山于水火之中呢？

党人、党争、党祸似乎已经成为了东林党人的基本标签。

而东林党人也似乎已经成为了明王朝的一颗颗毒瘤，时不时荼毒着大明王朝。可是他们不知道曾经的东林当然也是忧国忧民的社稷之臣，曾经的东林党人也是为民做主的朝廷命官。只不过，这一切的转变都逃离不了被朝政的无情倾轧。

东林党滋生于万历年间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这些所谓的东林党人也并非皆是祸国之臣。

在万历年间的渐渐兴起的东林党人他们当初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团体，所谓的“党派”，只不过是朝堂中的其他党派强加于东林书院的那些文人的，他们之间可不会强行给自己按上一个结党营私的的罪名。

东林人在明中期的势力是非常强势的，也正是时时刻刻保持着这种强势的劲头，才让更多的人形成党派，渐渐开始攻击和谩骂东林人。

东林人的反击也是最为致命的。

因为朝堂之中大臣之间所形成的“党派之争”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是最恐怖的。

党派之争能够生存的土壤往往都是皇帝宝座上的那位帝王较为懦弱，才会引发党派之争，一个强势的帝王，他所做的一定是平衡朝廷大臣的势力，万万不可能让这些朝堂大臣结党营私，形成一定规模的党派。

东林党人说白了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当朝堂中的众多大臣都悍然抨击你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一定是会反抗的。

至于说为什么会有人说他们误国？

其实更为传统的说法谁这些所谓的党派之间的争斗影响了一个王朝这个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倘若把明朝灭亡的所有罪过全部推向这些“东林党人”，那么未免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吧？

那些所谓的明朝帝王呢？

那些所谓的厂卫制度呢？

那些所谓的“浙党”、“楚党”呢？

这些帝王、阉宦、朝臣难道都没有责任？王朝覆灭的最后全部推向了“东林党人”？

可是任何一个人也知道，诱发一个王朝的覆灭的因素太多太多，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党派所能办到的事情了，从帝王到朝堂大臣，从朝堂大臣到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这其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对于王朝的灭亡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如果说有人骂他们误国，只能说明他们太无知。

之所以有人对于钦佩他们，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一个王朝朝着正确的轨道在运行，有了他们，也许那些阉宦可能会因此被东林人所掣肘，起到了一个合理的制衡作用。

王朝灭亡纠于一人之过，一党之过，简直就是一种无耻的行为。

东林党人他们之间的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

权力不至于高度集中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试图平分皇权，或者说是试图削弱内阁的权力，可是从朱元璋时代已经成型的王朝行政机构，已经不可能留给他们去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历代的帝王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内阁成员不会给与他们这个机会。

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评价或许就是：

他们也是王朝之中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而卖身的蝼蚁罢了。

要想了解东林党是什么，干了些什么，必须要客观，公正，不能污蔑，泼脏水，当然也不能刻意粉饰，误导他人！

很多人一看到东林党有个“党”字，会误解为东林党是一个类似于近现代社会的政党，代表着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来争取权利，最后控制或推翻腐朽的明朝，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搞不好东林党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封建社会，带领中国走向工业革命！

大错特错！东林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当然更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或农民的代言人，那么他这个“党”是什么呢？正确的解释就是儒家学说里“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的那个“党”了，虽然不是政党，但这帮人通过东林书院为核心，结党营私，肯定要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得有个所谓的“纲领”，那么他的纲领是啥，他们自己总结的基本就是“铲除阉党，弘扬正气”之类的。。。那问题来了，阉党被产出，大坏蛋魏忠贤死了之后，东林党有没有解散呢？显然没有！那么结党和儒家思想又有冲突，他们宁远做“小人”，也要继续结党营私？为什么呢？慢慢分析吧！

下面再来说他们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外他们宣称他们代表着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当然楚党，浙党，阉党（阉党也不全是太监，许显纯，崔成秀等都是正常人）等等是不信的），是正义的化身，朝廷的柱石。。。显然抛开现象看本质，要知道东林党代表谁，为谁服务，就得先知道他的组成部分：

1.封建大地主，主要是赵南星，李三才那帮大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就是他们。

2.普通地主阶级，读书人，腐儒：杨链，左光斗这帮人，这帮人其实就是大部分被洗脑，为托塔天王他们当打手，炮灰的，下面还会分析。

3.政治投机分子：袁崇焕（一个自称东林党，又主动给魏公公修生祠，在皇帝面前吹牛逼五年平辽，暗地里和野猪皮家族暗通曲款的人，应该算实用主义者，投机分子吧）等人。

4.社会地痞流氓（大都带有黑社会性质），闲汉。代表人物汪文言，大家尽可百度，布衣而宰执天下的就是此公。

5.商人，这里要说明一下，高贵的读书人是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和商人这种四民最末等的人公开来往的，商人只是他们的附属，工具，当然可能在那些商人眼里，东林党也是工具吧，官商勾结，互相利用而已！

看到东林党的组成部分及主干，分枝，我们可以得出东林党主要是大地主出身的读书人，为了维护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组成的“党”，这个党掌握着话语权，六部的政权甚至部分军权（明朝后期如袁崇焕，杨嗣昌等人亲自带兵，以文治武），为自己的主干阶层谋利益！他们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打到大坏蛋魏忠贤，铲除阉党弘扬正气，也不是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朱家王朝，引导工业革命。而是---抑制皇权，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从而真正实现阶级固化（朝廷里只能是东林党人），达到东林摄政的目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前面说到，东林党只是商人的保护伞，因为他们很多人的家族就在经商，他们不交税，皇帝收商税他们就群起而攻之，说皇帝是“与民争利”，然而国家没钱咋办？加农税，让农民交钱，在东林党心里，手工业者和农民就不是“民”，地主，读书人和商人才是“民”，当然他们给杨链左光斗那些东林打手们上课的时候肯定讲的是东林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杨链左光斗心里的“民”是什么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之所以说他们是打手，炮灰，很多人（东林粉丝）肯定不悦，但事实是，封建社会政治讲究的是博弈，进退，如果东林党真想救杨链肯定是办得到的，无非让出点利益给阉党吧，但赵南星那帮人当然不会这么做，因为杨链死了，事就能闹大，他们就能从中打击阉党，那反过来说，有闹事的本事，自然也就有救人的本领，不救，只是因为死几个屌丝炮灰算不上啥，仔细翻看历史，有几个大地主出身的东林党是被阉党弄死的？

至于说东林党误国，这真是冤枉他们了，他们根本就不是误国，而是害国！卖国！

1.东林党党同伐异，非本党人不用，什么袁崇焕，杨嗣昌粉墨登场，因为用人不当对内剿匪，对外抵抗都是一地鸡毛，造成大明烽火连天！起码阉党当政时期，没有出现闯王，野猪皮也没有兵临北京城下！那么问题来了。。。为毛勤政明君崇祯登基，群贤毕至，满朝正人的东林党当政咋还不如木匠和太监的组合呢？

2.东林党勾结晋商卖国！晋商范永斗等人的保护伞正是东林党！他们出卖铁器，棉花等战略物资给野猪皮集团，没有当地官员的保护伞是不可能顺利实施的，那些官员是谁任命的？自然是把持吏部的东林党了，甚至搞不好晋商集团就有东林党的人！

3.东林党不收商税，加重农税，直接导致国内民不聊生，农民起义，以后为减轻财政负担裁撤驿站，导致李自成下岗，走上了起义的道路。。。东林党不知道加商税能解决财政问题吗？不明白官逼民反的道理吗？他们是顶级读书人，哪有不懂得可能？唯一的解释就是，加商税触及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崇祯走向灭亡的最后道路上，这个大明的末代皇帝发现，问满朝东林党大臣借钱，一共得到了不到一万两银子，他显然不相信这帮人就这点钱，但他不知道的是，他死后没几天，他的大学士魏德藻等人满脸谀笑的向李自成效忠，他更不知道，李自成从这些人手里敲出了七千万两白银！这些人里90%以上的身份就是东林党人！当然崇祯也逐渐认识到了东林党的可恶，无能，但为时已晚，只能愤然说出“是大臣皆可*”的话（这些大臣，绝大部分都是东林党，因为不是东林党人，也当不上大官），他甚至追忆到了那个被东林党说成大坏蛋的魏公公，那个人当然是很坏，但他当政的时候，没有任命袁崇焕这些不靠谱的人守辽东，野猪皮那时候还进不来，也没有向农民加税，而是力主受商税补充财政等等，他的木匠哥哥哪点比得上他，但为什么他的天下没有这么千疮百孔？这才十几年啊，大明就要亡了？

最后在煤山上，他发现能陪他去死的竟然只有阉党王承恩一个太监！而那些所谓的忠义东林党人，已经张罗着开了城门迎闯王了，当然他也不会想到，像钱谦益那帮自诩为儒家正统的读书人，会毫不犹豫的投身到野猪皮集团的怀抱里去。。。

一

东林党人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和其它组织一样，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因此，我们不能过分拔高他们，也不能过分抹黑他们。

首先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脱离时代的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特色的优点和缺点他们都有。

骂他们误国的人，不要忘记了光宗朱常洛和熹宗朱由校是怎么坐上皇位的？

他们是一群认死理的人，有贤明士大夫的气节。

他们面对万历皇帝的压迫和不配合，依然故我，维持大明王朝的正常运转。

他们面对魏忠贤的拉拢时，丝毫不为之所动。他们没有象其它党人一样投靠阉党，象剑客一样，狭路相逢，明知不敌，也要亮剑，宁肯引头一戮。

当南明危急时，东林党人史可法独守扬州，直至战死。

在他们身上闪着忠臣的光亮和不屈的精神。

让明朝灭亡的元凶是姓朱的皇帝，而不是东林党人，也不是阉党魏忠贤。

为明朝，东林党人基本上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而明朝的皇帝们却没有几个是合格的，尤其是最后的几个。

二

东林党人自身确实也有不少问题。

东林党人为一党之私，打压楚党鲁党过甚，逼得他们投靠了魏忠贤。

东林党人不能团结其它党人，为明朝的发展出力，确实眼光不够长远。

东林党人也出了不少无耻之辈，最后投降了清政府。

南明建立时，又一次东林党人能从全局出发，导致南明军政混乱，最后被清人利用，导致亡国。

东林党人自视太高，顽固不化，僵化保守，不能准确把握天下形势，导致局势恶化。

但明朝的灭亡，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姓朱的皇帝，而不是大臣，更不是所谓的东林党人和阉党魏忠贤。

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换了内阁大臣五十几个，共*两首辅大臣处死巡抚11人。*死袁崇焕，逼死孙传庭卢象升，逼降洪承畴，最后终于无人可用。

明朝最后 不是没有可用之人，而是让崇祯自己搞坏了。天天在不停的*人换人，导致局势变化太快，君臣失和对立。

不会用人自作聪明的崇祯挖坑自己埋葬了自己。

三

东林党人只能算忠臣，不能算良臣。

如果你是良臣，就要根据皇帝的性格和能力，采用合适的办法，来弥补皇帝的短处。用皇帝能接受的方式让皇帝明白做事最正确的方法。如果你是忠臣，就要不管不顾皇帝的脸面和想法，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强烈表达自己的观点。
两者的区别在于，做良臣要有妥协让步，团结皇帝和大多数大臣，想方设法把事情做成。做忠臣，就是不妥协不让步，必须按我说的去做，否则我不干。
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良臣为了国家可以牺牲放弃个人利益和名声，忠臣则为了个人名声可以放弃国家利益。
李自成大军打到了北京附近时，崇祯想迁都南京。那些大臣们就以这样那样的名义不让迁都，说这样做太丢人。
再者，崇祯想和后金谈判休战，专心镇压流民起义，大臣们也是纷纷反对，说什么我堂堂大明，怎么能和野蛮低等的少数民族议和。
这些大臣就是所谓的忠臣，只为自己的名声考虑，不为国家着想。
如果是良臣，就应该以国家利益为上，帮帝国解决问题。而不是整天纠结这些大道理。
因此熊逸先生说，中国文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天天在纠结于是非对错，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处理成败得失。
也可以说，忠臣都是好名之人，书呆子，就喜欢谈是非对错；相反一个良臣则要关注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也就是成败得失。

他们没能从历史局限性中钻出来，这是他们的悲哀，也是明朝的悲哀。但作为历史上的一员，他们也很难脱离那个时代，有缺点也是难免的。

东林党人是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的组织，但绝对没到亡国罪人的地步，因此只能说我们不能过分拔高他们，也不能过分抹黑他们。

东林党是什么人，首先看他们的构成。他们出身于东林书院，大多是南方文人人，而且大多数是富人。

他们是文人，所以有古代文人的一些特点，那就是张口闭口的仁义道德。风声雨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这副对联我们大多数耳熟能详，他就出自东林书院。

近年来，对东林党的评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差评，而且随着更多史料被发掘出来，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要想了解东林党，我们必须知道他们是怎样一个团体，都是什么类型的人组成。

从这些图片就可以看出，他们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伸，满腔热血无出洒，他们能看到的都是阴暗面，他们的意识形态里大多是消极的批判，他们虽然并不当政，但是一直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指手画脚，无处不在的发泄自己的不满，其所造成的舆论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到了天启当皇帝时，启用了阉党魏忠贤。魏忠贤是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在他做事情的时候，东林党在傍边不断地找错攻击他。于是魏忠贤开始排除自己施政上的绊脚石。

事情到了崇祯帝时发生了改变，崇祯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但不是个有决断的皇帝，政策多变，今天信任你，后天信任他，再后天谁也不信。而就是这位崇祯皇帝，给了东林党一次机会。终于翻身的东林党比魏忠贤毫不逊色。谁敢反对我们东林党，那你们就全都是阉党。

说东林党一无是处也有失偏颇，作为文人的代表，他们的主张还是有积极的一面。

东林党被诟病最多的是过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大多出身江南富户，江南的商业发达，是明朝赋税的主要来源。东林党上台首先改变这一税收政策。

西北大旱，灾荒严重，魏忠贤实行减税，江南富庶，魏忠贤加税，所以在魏忠贤掌权时，农民起义没有那么厉害，在东线与后金战役正酣时，还能拨出国库银两修缮黄河大堤。东林党人出身江南富商，他们根本不知道底层遭旱灾的农民有多苦，只知道朝廷多收了他们的赋税不公平。明朝的灭亡原因都推到他们身上似乎有失偏颇，但他们错误的税收政策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一点都不冤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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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都是忠直爱国之臣，其中以杨涟、左光斗为杰出代表人物。

他们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宗旨，上报国家，下拯黎庶。被奸臣魏忠贤视为死对头。

神宗朱翊均多年不上朝理政，郑贵妃勾结外官陷害太子朱常洛。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召集诤臣在神宗归天后，拥立太子朱常洛即位，粉碎了郑贵妃等人的阴谋。

朱常洛没多久病死，杨涟、左光斗等人又保太子朱由校登基。朱由校便是历史上出名的木匠皇帝，他昏庸无道，朝政落入宦官魏忠贤之手。

魏忠贤将杨涟陷害入狱，各种刑法用尽，最后被大铁钉钉入头部致死。东林党人也大都被迫害致死。

死后杨涟所遗血书被狱卒所藏，血书所书:涟今死杖下矣。痴心报主，愚直仇人。久拼七尺，不复挂念。不为张俭逃亡，亦不为杨震仰药，欲以性命归之朝廷，不图妻、子一环泣耳。…………涟即身无完骨，尸供蛆蚁，原所甘心。愿国家强固，圣德刚明，海内长享太平之福。此痴愚念头，至此不改。

这等忠烈之臣，让世人感动泪下啊。那些骂东林党的人，和那些说魏忠贤不死，满清入不了关，灭不了明朝的人都是小人啊。他们是为奸臣魏忠贤树碑立传啊！这种人才是祸国殃民之乱臣贼子啊！

明末内忧外患，内部不仅有皇帝怠政，宦官专权的隐忧，还有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党争，东林党就是其中一支政治势力，当然东林党的名称来自于他人和后人的评价。

东林党名称来源于江苏无锡的顾宪成所创立的“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初创之时就有赋闲在乡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朝廷高官的参与，在学风上，他们倡导清议，讲究经世，提倡把读书与评论时事联系在一起，因而吸引力一大批有志之士和朝廷官员加入，如杨涟、左光斗等。

东林党的大本营在江南地区，明末的江南地区各种矛盾交织，特别是万历年间向江南派出由亲信太监担任的矿监税使，与江南老百姓争利，一时间民怨沸腾。东林党的成员反对明廷设置矿监税使，提倡“官民两利”，这给东林党获得了民间很高的评价，但另一方面也给了明末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人集团抗税漏税的借口，间接导致明末特别是崇祯年间国库存银严重不足，引起国家财政的恶性循环。

东林党反对宦官专权，与魏忠贤势不两立，魏忠贤在天启五年发起了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包括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在内的五个人（后来加上自*的顾大章被称为“六君子”）被魏忠贤集团*害，东林党人也因此获得了民间及后世的极高评价。但平心而论，东林党是明末诸党时的一党，与齐党、楚党、浙党等团体都有冲突，在党争中虽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是并没有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和长远发展做考虑，特别是在明末内有农民起义军、外有满清铁骑的状况之下，维持朝局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东林党人在协助崇祯帝扳倒魏忠贤后，实际上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也失去了均衡，文官体系独大，而文官都经历了万历、天启朝激烈的党争，到了崇祯朝的时候，文官要么是阿谀奉承之流，要么是不切实际的清议之辈。

东林党刷新政治、提倡经世之学的学风对于后世都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但东林党的实际行动也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因此东林党的评价越来越毁誉参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