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及第，不久出任永城县县令。到了崇祯继位，曾任顺天府丞，后官至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成了明朝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两支中坚力量。孙传庭最大的功绩是在子午谷的黑水峪抓住闯王高迎祥，并将其押往北京。闯王高迎祥后被崇祯皇帝处死，这是1636年发生的事情。由此导致了：

1、导致农民起义军的内部分裂。原本属于闯王高迎祥一部的张献忠，另立门户，自己单干，建立了大西政权；

2、闯王高迎祥部下李自成收拢残部，成了新一代闯王。

本就兵力不足的明朝，眼见农民起义军受到重创，可以缓一口气，便将镇压的军队调回北京，应对大清军队的进犯。在用兵问题上，孙传庭与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发生分歧，《明史 孙传庭传》记载“传庭愠，引病乞休”，反而遭到杨嗣昌弹劾，结果被崇祯贬为庶民，关进监狱。

直至1642年，张献忠破襄阳，杨嗣昌兵败自*，崇祯皇帝才想起释放孙传庭，命其出任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回到根据地陕西的孙传庭，定下了扼守潼关的计策，重新招募军队，厉兵秣马，打造可载火炮的兵车，进可阻挡敌方骑兵，退可形成车阵用以防守；其次开展屯田，积累粮饷。

次年，崇祯提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督师七省军事，并赐予尚方宝剑。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明朝对军在辽东战场的失利，洪承畴投降大清，崇祯在对付农民起义军已不容有失，而加重孙传庭的权重，否则，明朝同时面临两个战场，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主帅的孙传庭比谁都清楚，军队刚招募，战斗力尚待提升，此时只宜坚守潼关，伺机而动。但权重加重，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崇祯催促的压力。这个也可以理解，崇祯是想尽快结束对农民起义军的用兵，如此抽兵北上，应对大清军队的军事威胁。另外，孙传庭这支军队待在陕西不走，消耗当地粮饷，这个是百姓和当地官员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便制造出“秦督玩寇”的声音。

两者叠加，孙传庭一咬牙一跺脚，“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很显然是被逼无奈，同时也知道皇帝的秉性，孙传庭不愿意面对，崇祯将其再次投入监狱的局面。出征前，孙传庭在关帝庙前誓师，希望借关公之力保佑，能增加“知往而返”的概率。

起初也证明关帝庙前誓师，还是有效的，接连收复了李自成占领的许多州县。无奈的是，关公保佑持续时间过短，事后看来似乎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诱敌深入。随着战事的深入，孙传庭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发不出官饷。估计当时崇祯给的6万两“私房钱”早也已用光，由此表现出新招募的兵丁的缺点，军纪很快涣散，军中发生了哗变，虽经过孙传庭的挽回，暂时平息，却也埋下了军心涣散的伏笔。

重压之下，孙传庭只好与李自成速战速决，两军在郏县与襄城之间的地带对垒。很快孙传庭部陷入农民起义军的包围之中，高杰部率部仓皇逃跑。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高杰的前任贺人龙，其本是明朝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员悍将，被农民起义军称为“贺疯子”；所到之处，起义军望风而逃。正是这么一员悍将，在1642年崇祯皇帝命孙传庭将其逮捕*害。可见，崇祯自毁长城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有个过程的，他是一段一段，毁掉自己家长城的。

高杰部这边一撤退，本就军心涣散的孙传庭部阵脚大乱，苦心经营的火车营全部灰飞烟灭，精锐损失殆尽。孙传庭收拢残部，退守潼关。李自成乘胜追击，攻破潼关，孙传庭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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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争虽在人。在人，知大势者胜，不知者败。知大势者承乎神！古来如是。将往，必验！

孙传庭字伯雅，又字白谷，山西代州人。他本是进士出身，由于明末的战乱局面，他投笔从戎，成为一方名将，力挽明朝危局。在崇祯年间，他主要的对手是农民起义军。

他在陕西巡抚任上，编练秦军，并率领他们作战。在和农民军的作战中，他屡次获胜。闯王高迎祥就是被他击败生俘的。在随后的战争中，孙传庭基本剿灭了陕西的农民军，其中的李自成失败后只率领十八骑逃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着的将领，并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孙传庭和杨嗣昌发生矛盾的时候，崇祯皇帝听信杨嗣昌的谗言，将孙传庭下狱。孙传庭坐牢三年，两耳耳聋。直到李自成进入中原，形势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崇祯才又把孙传庭放出监狱，再次起用了他。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接任三边总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陕西整顿军队，积极准备和李自成的军队决战。在此后，孙传庭和李自成发生了两次大的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孙传庭都给了李自成部沉重打击，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第一次战役是冢头之战，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这个时候，李自成正在经略中原。为了救援开封，孙传庭率领陕西军兵出潼关。李自成联合罗汝才一起西进迎战，双方在郏县会战。

在这一次战役中，孙传庭预先设下三重埋伏，派牛成虎一军佯败诱敌。李自成的部队先到，中了孙传庭的埋伏，被打得被迫东撤。李自成在撤退的时候，沿路抛弃衣甲财物，扰乱明军的队形。

等到了冢头附近，罗汝才率军赶到。李自成和罗汝才趁明军混乱之机，联合反攻。明军大败，孙传庭率领陕西军退回陕西。

第二次战役是孙传庭和李自成最后的决战，战场依然是在郏县，因此被称为郏县之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崇祯十六年七月。

在上一次冢头之战失败后，孙传庭认为自己的军队不是大顺军的对手，而且未经训练。所以，孙传庭在陕西坚守不出，一心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备和李自成决战。

而李自成则吞并了罗汝才的军队，在襄阳建立了政权。他准备下一步夺取关中为业，再东进夺取北京。而崇祯皇帝则急于收复河南，接连下令逼孙传庭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孙传庭本不想出关，可是由于崇祯的严令，孙传庭只得听命。史书记载，（孙）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孙传庭在陕西打造了大批“火车”，在车辆上架设火炮火枪。这一次出兵，孙传庭带了两千辆，以之作为军队的核心。李自成得到孙传庭出关的消息，便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将军队隐蔽在襄城、郏县之间等待战机。

但是，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了变故。李自成*罗汝才吞并他的军队，原罗汝才的部下里出了叛徒。大顺军的都尉李养纯叛变，向孙传庭泄露了李自成的军机。孙传庭按照李养纯的报告，改变战术，寻找李自成的要害攻击。

在九月八日的战斗中，孙传庭在宝丰、郏县间打败了李自成的军队。接下来，孙传庭不待粮车到达，就急进夺取了宝丰、郏县和唐县。但是，这个时候李自成已经坚壁清野，在襄城严阵以待。

孙传庭前进不能，而且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切断，陷入了绝境。双方在对峙五日后，明军因为无粮，在撤退中全军崩溃。李自成的军队一日一夜追击四百多里，明军死亡四万多人。最终，这一次战役以孙传庭部大败而告终。

孙传庭和李自成的两次战役都是先胜后败。尤其是在最后的决战中，孙传庭在初期的大胜后，遭受惨败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孙传庭的失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战役准备不足。孙传庭出兵都是不自愿的，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未加训练，准备不足。这样的军队，在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下，去和优势的敌人作战是没有胜算的。

二是作战形势不利。在出兵之前，罗汝才的降将就向孙传庭提议，不要出关。这是因为战区赤地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粮食储备。如果孙传庭不出兵的话，李自成也只能出兵关中，这样攻守异势，情况会好得多。如果孙传庭出关，那么他就要在无粮区作战，后勤压力很难解决。

三是孙传庭在初战告捷之后，心生骄意。孙传庭在刚出关的时候，作战指挥还是慎重的。在手下的奋战下，尤其是罗汝才的旧部的协助下，他意外的获得了李自成部的机密。这使得他初战告捷，取得了优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没有冷静的考虑战局，当时依然是客地作战，形势不利。孙传庭却孤军冒进，不顾自身的粮车未到。结果在对方的坚壁清野之下，进退两难。最终因为无粮，撤退时被敌所乘，全军崩溃。

结语：

孙传庭的军队是明朝在关中的最后一个主力兵团。但是，崇祯皇帝却根本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的将它投入了战场。在具有决战性质的郏县之战中，孙传庭先胜后败，全军覆没。

孙传庭在这次战役前后，本有一定的胜机。但是，上有崇祯的威逼，下有秦中士绅的抱怨，下有不利的战场形势。孙传庭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明史评价说，（孙传庭）“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我是历史笑春风，欢迎大家关注我，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传庭死而明亡矣”，孙传庭——这位曾经的农民起义军克星输给李自成，看似是军事上的失败，实则是大明王朝系统性崩溃的直观体现。第一责任人，正是以勤政闻名的崇祯皇帝。

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走到晚期，都会陷入综合性的困境，而明朝的危机来得尤其猛烈。

在内部，由于政治极度腐败，土地兼并情况空前恶化，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侵占了绝大部分耕地，再加上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导致千百万的农民衣食无着落、只能铤而走险求生机。于是，在天启晚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拉开了序幕，随即愈演愈烈、以至于席卷了全国过半的土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被撼动；

而在关外，原本游荡在东北地区的后金强势崛起，持续不断地对中原进行袭扰、掠夺，对明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崇祯皇帝想要挽救局势、渡过危机，必须解决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难题。然而可惜的是，以他为首的统治群体虽态度积极，但实际结果却非常糟糕，不仅未能化解矛盾、解决危机，反而导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法挽回。

纵观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他的执政特点：乱。在应对大明王朝的复杂危机时，崇祯以及他的助手们毫无章法，谈不上什么大局观，而且还经常举棋不定、自相矛盾。

首先，他只盯着具体问题，却不能从全盘考虑的角度对根本动刀子。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忙碌，他那些浩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任免官员、对付后金、清剿起义、处理税务、赈济灾害这五大类；

然而，我们观察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崇祯帝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直围着具体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在涉及到整体宏观战略时却从没有任何思路，缺乏从全盘考虑的高度去处理问题。比如，对后金是战是和？是否应当彻底整顿税收体系？只是围剿就能彻底清除“流寇”？答案都一样：从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崇祯帝没有解决根源，只是追着问题开展工作，却发现问题越解决越多、自己越忙越乱。

其次，朝令夕改，政策没有持续性。

所谓苛政猛于虎，税收与灾荒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对于天灾，统治者也许没办法；但对于税收这种人祸，并不是明朝所独有，历朝历代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并非毫无解决办法。

崇祯自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对于“流贼”，他一方面派兵围剿，另一方面尝试从税制方面加以挽救。然而，纵观崇祯六年至十五年，朝廷基本年年颁布税务政策，但却一直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有时宣布追缴欠税，转头却说免除旧税，这种如同儿戏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人们对朝廷的信任。

至于后金的袭扰，客观而言，在当时还未对明朝造成根本性的伤害；然而持续不断的被动防御，却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进一步加重了税收压力、恶化了中原地区的局势。结合汉、唐、宋初期的经验来看，最好的应对方式，莫过于与当时野心尚有限的后金讲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内部问题。

当时，明王朝内部并非没有这类主张，但面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键盘侠们，崇祯却没有拿出力排众议的决心与魄力，反而被舆论裹挟着、身不由己地不断做出错误决策。

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却被折腾殆尽。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力挽狂澜的人才，只是时代需不需要他们罢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对空前涌现的系统性危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名将崭露头角，甚至一度打得农民起义军近乎销声匿迹。然而，明朝廷的战略、制度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才的有力支撑，反而成了他们头上的枷锁。

比如，由于同时要面对内、外两股军事力量，崇祯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当后金骑兵没动作时，就调集部队去剿匪；中途金军来袭，赶紧调集内地的前线部队前去迎击。结果，一大批精兵强将疲于奔命，在来回折腾中被耗尽力气、士气；同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东西两线都被抢掠一空，朝廷经济越发困难，起义随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明朝军队的组织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孙传庭、洪承畴等一众名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各自为战，这就让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能找到不同防区间的死角屡屡跳出包围圈；

公元1639年后，杨嗣昌才成了前线最高指挥官，同时还颁布了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钦定保民四事全书》。然而，由于崇祯对将领不信任、人事任命反复无常，各派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掣肘，导致这一联合作战蓝图没多久就宣告流产。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问题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这样一种怪象：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明军看似胜多输少，甚至还空前接近过完全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标不治本，起义爆发的根源却没有解决。

于是乎，在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时，农民起义军却如同扑不灭的野火一样，一有机会就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在一次次的锻炼、磨练中越来越强，反过来送给朝廷军队一次次的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经历，正是上述状况的直观体现。

第一阶段：临危受命，威震关中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被同僚排挤的孙传庭，阴错阳差地当上了陕西巡抚。上任后，他积极募兵、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战斗力，不到一个月就斩*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年7月，孙传庭与上司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密切配合，彻底击溃、俘获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紧接着又招抚、击破了多股农民起义武装，到了下一年，关中地区基本归于安定，孙传庭由此声名鹊起。

接下来的孙传庭与洪承畴一东一西、分区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当年4-8月，孙传庭陆续击败、招降多股起义军，失去了援军的李自成部则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歼灭殆尽，仅率十八骑突围而走。与此同时，张献忠、罗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几乎让人们看到了平定内乱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警报传来，孙传庭等人奉诏勤王，时局被彻底扭转。

第二阶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狱

公元1638年10月，多尔衮率军大举侵扰，卢象升受命总督各路兵马，关中地区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孙传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孙传庭部经过长途奔波抵达河北，并在真定（河北正定县南）等地陆续与清军交手，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由于兵部指挥混乱，各军缺乏配合，明军整体陷入被动。

到了12月，卢象升在孤立无援中战死；孙传庭临危受命，被崇祯授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并赐尚方宝剑，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然而，此时的他，除了手下的关中兵外，实际上已无其他兵可督。

公元1639年，清军袭扰山东，由于战略上的分歧、责任上的模糊，时任保定总督的孙传庭与担任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关宁总监高起潜产生了矛盾，处处遭受掣肘。但他仍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方略，多次邀击清军，取得小胜。

其间，面对各方面的困难，孙传庭曾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商讨军事，但遭受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的阻挠，难以成行；

3月下旬，因感冒导致耳朵阶段性失聪，孙传庭请辞总督一职，但崇祯认为他是心怀不忿、推诿责任，连续两次让人核实真伪；

在这期间，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趁机诬告孙传庭，崇祯受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影响，轻易失去了对孙传庭的信任。当年七月，他将孙传庭革去职务、逮捕下狱，连派去调查病情真伪的杨一儁也被以“包庇”罪同时遭殃。

孙传庭在监狱中一待就是三年，这期间，大明王朝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李自成、张献忠卷土重来，崇祯的江山每况愈下、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孙传庭终于被放了出来。

第三阶段：困难重重，无力回天。

公元1642年，被崇祯释放的孙传庭出任兵部右侍郎，其后接替战死的汪乔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

赴任之后，孙传庭才发现了一个现实：在自己被囚禁的三年里，形势已经巨变——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明军的腐败无能令人震惊；面对国难，权贵、豪强的自私冷血却越发肆无忌惮。面对这一残破局面，当初自己许下的“五千精锐就可以剿贼 ”的许诺显得那么的不现实。鉴于曾经的部下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孙传庭一边筹集军饷，一边训练新兵。

但崇祯急于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重镇开封，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10月，孙传庭只好带着训练不足、后勤匮乏的大军出关。虽然在初期以四面埋伏之计取得大胜，但由于连日降雨、粮草不济，急于争抢战利品的明军被李自成各部趁机反攻，在损失了数千人后，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

回到关中的孙传庭继续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补充军备。半年内，局面大为改观，不仅军队士气、战斗力幡然一新，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然而，由于目睹越发迫切的形势，孙传庭危机感与日俱增，这让他在练兵期间急于求成，不得不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此外，为了筹备后勤物资，他经常催促当地的地主豪强为国捐献。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孙传庭一心赴国难，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得罪了太多的人。关中豪强、权贵巴不得这位“瘟神”尽快出兵、离开陕西，于是他们造谣孙传庭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心怀不轨、意图养寇自重，朝廷里更是议论纷纷。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主动请战”，于公元1643年5月率领各路大军十余万出潼关。然而在出发前，他写给兵部尚书冯元飙的信里表示自己“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即在崇祯的督促、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兵出潼关。

这一幕，跟安史之乱期间哥舒翰被逼率兵出潼关的情形惊人的相似，结果也极为类似：明军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连日大雨、条件恶劣，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粮道也被义军大将刘宗敏切断；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回师迎粮。然而在撤退的过程中，负责殿后的陈永福部官兵擅自逃离，当义军趁机尾随猛攻时，明军全线崩溃，孙传庭仅带着四万残兵退守潼关。

10月初6日，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尸骨无存；戏剧的是，两天后，崇祯帝令他“戴罪收拾余兵，图功自赎”的诏书传来。

孙传庭战死后，明王朝再无可用之将、可战之兵，面对日益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只能走向覆灭；而可怜又可恨的崇祯帝，则选择了自尽殉国。

可以说，孙传庭的曲折经历，正是明末那个系统性崩溃年代的缩影。非常时代需要非常之人，面临存亡危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不缺能够力挽狂澜的臣子，然而在最关键的领导者岗位上，却不具备有魄力、有手腕、有谋略的帝王，只能遗憾的走向覆亡。

没有完善的后勤系统，士兵拿什么去打仗，又怎么能去拼命。

孙传庭明末最后一位名将，明朝最后的顶梁之柱，自孙传庭战死以后，明朝基本上就已经事名存实亡了，朝廷没有可以调集的军队，只剩下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等死了。

事实上，当时明朝其实是有三只军队的，但是能够算得上事崇祯家底的军队却只有孙传庭，其他的如左良玉，土匪军而已，成不了大气候。至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那是他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保证，自然不会听从崇祯的调遣，况且当时还有关外的清朝虎视眈眈。

孙传庭战死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后勤系统。

崇祯在听到李自成称帝以后，就显得急不可耐，强令孙传庭出关进攻李自成，事实上，以孙传庭的才能手握十万大军，大哥农民军也是打得赢的，然而偏偏就是在打的正激烈的时候，后方传来消息说，粮草后勤供应不上来。

于是孙传庭下令撤军，然而偏偏是祸不单行，在后勤粮草告急以后的回军途中，又碰上了农民军。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孙传庭的军队面临着危机，无心征战，最后大败而归，孙传庭也死在乱军之中。

崇祯就是这样把他最后一支家底送上了*场的，之后的明帝国也彻底的失去了可以翻身的希望了。

谢谢悟空问答的邀请，我是浮沉的历史，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孙传庭在《明史》中有所谓：“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是明朝后期最后一支可以与李自成相抗衡的军队，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凤翔也曾向崇祯皇帝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但是崇祯皇帝执意要求孙传庭出陕西与李自成决战，最终全军覆没，孙传庭也战死沙场，这支所谓的大明精锐战斗力究竟如何呢？

在明朝崇祯皇帝在位时期，明朝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关外的后金实力不断发展壮大，而关内的农民军则如同打不死的小强，遍地开花。1640年之后，明朝军队与农民军的作战越来越艰难，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河南弄的风生水起，接连打败了明军进行的数次大规模围剿行动。
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孙传庭统帅的明军先胜后败，由于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在柿园之役中被李自成击败，军队损失惨重。此战孙传庭所部的明军惨败而归说明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是十分糟糕的，为了抢夺战利品而被李自成反败为胜，战场纪律非常差，这样的军队算是精锐吗？

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的势力越来越大，改襄阳为襄京，自称为“新顺王”。这个称王的动作惹恼了敏感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不顾一切要求陕西的孙传庭出关去打李自成，显然崇祯是忘记了上次惨败的教训了。

孙传庭自然是自己有几斤几两，不愿意出关主动与李自成作战，但是孙传庭最终还是扛不住来自崇祯的压力，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孙传庭的明军经过一年多的休整，实力有所提升，为此李自成的农民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
表面上孙传庭的明军节节胜利，不断收复失地，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占汝州。当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不能就地补给粮草，使得明军的后勤补给再次出现问题。九月十四日，官军和农民军主力在李自成预定的战场郏县进行激战，农民军很快就不敌明军的攻击，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看起来明朝即将获得全面的胜利，但明军的粮草此时却已经耗尽，孙传庭不得不下令退兵。在撤退的过程中，李自成的农民军又在汝州和明军遭遇，这时的明军吃不饱饭，导致士气大跌，一战就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无数。

孙传庭这次惨败真的是元气大伤，明朝的陕西形势岌岌可危，同年十月，李自成大军攻破潼关，孙传庭军全军覆没。
下面总结一下孙传庭失败的三点原因：一、明军由于长途跋涉，士兵疲惫不堪。二、孙传庭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李自成的计谋，一味的冒进导致己方军队出现断粮的情况。三、崇祯皇帝要求孙传庭出关作战，使明军无险可守，在野战中损失了大量宝贵的军力。

明朝直到灭亡那一天，一直都不缺少人才，比如袁崇焕、卢象升、曹文诏、杨嗣昌、洪承畴、孙承宗、左良玉，也包括孙传庭，他们都曾经无限接近于挽狂澜于既倒，可结局都是风吹雨打去。

孙传庭的履历不复杂，早年由于不满魏忠贤的专权，他辞职还乡当了十年的逍遥客。

崇祯八年（1635年），后金攻入代州，42岁的孙传庭派家丁击退了金兵，并于同年回到京城任吏部验封司郎中、顺天府府丞。

孙传庭得到重用的理由有点奇葩。

其一，纸上谈兵：他平日里总是喜欢谈“边事”，如何治军、如何御敌、如何守边，满嘴泡沫星子乱飞。

就是靠“纸上谈兵”的本事，孙传庭得到赏识，被认为是“边才”，进入了督抚地方的候选资格。

其二，得罪领导：孙传庭跟当时的吏部尚书不和，尚书大人故意给他小鞋穿：陕西那边高迎祥闹得凶，你去送死吧。

就这样，孙传庭连蹦带跳，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上了督抚一方的大员。

孙传庭的奇葩经历看似幸运，背后其实是大明帝国派系倾轧、内忧外患之下的没落之像。

果然，孙传庭的路不好走，他面临的是无兵无饷的局面，崇祯帝给了他一个“特权”：自筹。

可孙传庭居然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用新招募的3000人，干掉了商洛一代的“张胖子”。又用了四个月时间，活捉高迎祥，连续击败拓养坤、张文耀、张天琳、马进忠、高见，关中一时大定。

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孙传庭一举奠定了明末名将的地位，其风头甚至盖过了顶头上司洪承畴。

可见“纸上谈兵”也不是坏事，理论是实践的导师。

接下来的两年，孙传庭配合洪承畴，几乎全歼农民起义军，李自成仅率18骑突围。

然后，倒霉催的大明又被诅咒了，清军绕道张家口，兵锋直指北京。孙传庭和洪承畴只好舍弃李自成，回京勤王。

再接着，大明的毒瘤再次发作，内部开始相互捅刀子，孙传庭遭到崇祯的猜忌，被扔进监狱改造了三年。

三年啊，李自成乐疯了，他从18骑发展到号称百万大军，河南、四川、湖北等省相继落入义军手中。

崇祯这才想起正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孙传庭。

估计孙传庭被袁崇焕附体，他当即发出豪言： “我只要5000精锐就能肃清贼寇！”崇祯一激动，任命孙传庭为陕西三边总督。

等仗打起来孙传庭才发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此时的明军在清军和农民军的连番打击下，早就成了惊弓之鸟，根本不堪一击。

于是他忘记了跟崇祯拍胸脯的豪言，转而换了种语气：我要练2万精兵，请拿一百万两饷银来。

崇祯很生气，但也没办法，钱给了，转头带来个附加条件：一个月内必须率军出击，增援河南。

孙传庭没办法，硬着头皮出潼关救援开封。这一战，他先胜后败，折了数千人，撤回关中修整。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孙传庭以兵部尚书衔统帅六省10万大军，持尚方宝剑出潼关，再次迎战李自成。

出征前，孙传庭再次口吐芬芳： “不出一月，贼可尽歼。”

岂料，五个月后明军大败，孙传庭在潼关之战中牺牲，关中沦陷。从那以后，大明王朝进入了灭亡的快车道。

孙传庭的军事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崇祯帝也给了他最大的权力，怎么就输光了大明帝国的家底了呢？

一、战略失误：补给线太长，被义军断了后勤供应

打仗打的是后勤补给，孙传庭从关中出发，一路打到洛阳、开封，又向南到汝州，进入南阳宝丰、唐县，准备将李自成合围在襄阳。

如果你在地图上量一下就知道，这个行程长达两千里。一个多月时间，十万大军狂飙这么远的路程，估计您都忍不住心里发紧。

太顺了吧？旅游团呐？要知道之前的开封之战，李自成大获全胜，转眼间就如此不堪一击了呢？

没错，这是李自成的圈套，他的计划是：攻克关中、山西，从太行山进入河北攻打北京。但孙传庭像一头猛虎，把潼关守得死死的。

正好你不是想河南来打我嘛？太好了，来吧！李自成佯装败退，将孙传庭一路引到襄阳。然后，在孙传庭的背后打伏击，断了明军的补给。

孙传庭无奈，只好回师接应粮草。这个操作就显得很奇葩了，主帅亲自回军为后勤，翻遍历史几乎旷古未闻。

结果大军这一退，立刻被李自成打了个反击，一下子兵败如山倒。

二、内部不和：各自为战，互不救援，没形成合力

明军的失败绝不是粮草断绝那么简单，其实这就是一场必输的战役，因为所谓的六省合围就是个笑话。

战前的形势是，李自成在洛阳、开封、汝南一带，基本上处在一个包围圈中，但守在襄阳的左良玉居然做出了一个惊掉下巴的决定，由于被李自成打怕了，他居然弃收襄阳逃了。

襄阳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它是中国南北通道的咽喉，得到这个地方，李自成不再腹背受敌，孙传庭的包围战，变成了对垒。

奇葩的是，崇祯这时候还不敢处理左良玉，而是下旨，同意他们家世袭镇守武昌。

孙传庭回师接应粮草时，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在前线守住大本营。但陈永福的做法却是，弃了营寨，尾随孙传庭跑了。

显然，他认为孙传庭是让他当替死鬼，自己先开溜了。陈永福的逃跑，是明军一溃千里的导火索。

再说孙传庭“亲军”，他们也不团结。孙传庭手下有两员重要的将领，一个叫白广恩，一个叫高杰（就是拐跑了李自成的老婆邢夫人的那位）。这两人都是从李自成那里投降过来的，却相互不服，相互给对方埋雷。

总之，孙传庭率领的其实是一支人心涣散的散兵游勇，这仗没法打，不出事才怪。

三、时机不当：君臣猜忌，孙传庭被迫出战

其实孙传庭豪言“一个月贼可尽歼”，是苦笑着喊出来的，他根本不同意出关应战。但如果再不出战，他将面临着养寇自重的罪名，轻则入狱，重则*头。

用脚趾头算都知道，一个月时间招募训练出来的士兵，其战斗力会是什么样。可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已经是大明的最精锐的武装了。

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孙传庭督抚三遍，他的责任就是守住关中，掐断李自成从关中、山西入京的线路。但崇祯是皇帝，担心李自成渡过黄河北上，所以急于将李自成消灭在河南。

关中也不消停，孙传庭需要自筹粮草军饷，那就只能*大户，由此得罪了那些豪族。这就造成孙传庭腹背受敌，既要对付关中的政治势力，还要应付崇祯皇帝的猜忌。

所以，他才被迫出关，所谓一个月歼敌，无非是振奋人心的口号而已，败局早已注定。

汝南之战惨败后，崇祯醒悟过来，期望值也下降了，他下旨孙传庭死守潼关。可是精锐大部分丧失的情况下，这话跟放屁差不多。

果然，李自成一天攻克潼关，五天拿下西安，大明败亡在即。

就在潼关被围之时，有人劝孙传庭弃守潼关，撤回关中守住西安。但孙传庭没有接受，因为他知道，潼关不保，西安肯定守不住。

最终，孙传庭战死在潼关，尸骨无存，他的妻女也全都遇害。

《明史》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我觉得，这并非指孙传庭个人的武力值足以扭转乾坤，而是说，孙传庭的死，映射了大明腐朽透顶的本质！

孙传庭最后出战时，手握十万兵，但并不是精兵，不少还是新兵，而李自成已有百万大军，如何能胜？

李自成的农民军，严格说来，并没有多厉害，也不是明军的对手。但明军之所以失利，主要原因在于“人事”，而不是“军事”。李自成后来面对清军时的不堪一击，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在对待农民军问题上，明廷在主剿还是招抚之间犹豫不定，就像对待清朝一样，是娘和还是死战，崇祯一直在两者之间徘徊，最终把机会都留给了对手。

在孙传庭之前，也有一位抗击农民军的优秀将领，此人就是卢象升。他为打击农民军而练成了一支精兵--天雄军，仅用三年时间，经大小百余战，先后击败过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等部，可谓大明朝的擎天柱石。

但这位军事强人最终也没逃过崇祯的信任危机，最后战死沙场。像这样的情况，卢象升不是第一个，在他之后就是孙传庭。

孙传庭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具体看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孙传庭的秦兵

孙传庭，字伯雄，山西代县人。他在天启年间入朝为官，魏忠贤当权时，他赋闲在家，一呆就是十多年。

崇祯八年（1635年），孙传庭经官员举荐，特别是内阁大学士温体仁的推荐，说他堪比唐朝的郭子仪，后被正式启用，先做了顺天知府，之后陕西农民起义大爆发，陕西巡抚甘学阔搞不定，于是，孙传庭于崇祯九年接替甘学阔，做了陕西巡抚。

孙传庭出发时，崇祯只给了六万两白银，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到任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整肃部队，严明军纪，这是重中之重。其次整顿军屯，发展生产，自力更生，以求解决军饷问题。

孙传庭手下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榆林，而且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所以比较强悍。

孙传庭解决了军饷问题之后，他们的利益得到保障，也誓死为孙传庭效命，所以战斗力非常强，号称“秦兵”。

当时关中的农民起义军有十几支，其中以高迎祥、拓养坤为首的起义军为最强。

擒贼先擒王，孙传庭亲自迎战高迎祥。

高迎祥想占领陕西，必然要经过汉中，孙传庭就在这里等着他，双方几次牛刀小试，高迎祥虽然在兵力上占据优势，但战果却不理想，几次下来，损失了几千人。

直觉告诉他，不能再打了，这支军队不好惹。于是，高迎祥绕开汉中，找了一条小路直逼西安。

这条小路就是子午谷，其实这条路也并不神秘，早在三国时代就被诸葛亮、魏延发现了。

当时魏延说，由此地进攻，必大获全胜；而诸葛亮则说，若此地设伏，必全军覆没。

但不幸的是，高迎祥偏偏选择当魏延，他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然而这不是一条生路，而是死路一条。

孙传庭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做，所以在此地以逸待劳，恭候多时。虽然兵力比不上高迎祥，但占得地利优势，最终取得了胜利，俘虏了纵横七年江湖的闯王高迎祥，之后被处死。

孙传庭取得这一伟大战绩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让崇祯都大为震惊。此后第二年又击*了拓养坤。

高迎祥死后，李自成得了好处，原高的残兵都投靠了李自成，而且李还继承了高的头衔，有了崛起的机会。

此后孙传庭的剿匪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分别打败了惠登相、马进忠、刘国能等起义军，招降了一条龙、镇天王、上山虎等，*了圣世王、瓦背王、一翅飞等义军首领。

崇祯大为高兴，对孙传庭大加奖。

崇祯十一年，孙传庭再接再厉，扼守商、洛，多次击败起义军，并先后招降了起义军首领大天王、过天星、混天星等。

同时，他与洪承畴通力合作，对李自成发起了总攻。四次交战下来，李自成已经顶不住了，只剩下一千人，带着残兵躲进了深山老林。

之后，李自成想转战河南，从汉中到河南，必经潼关附近的南原。孙传庭就在南原伏击李自成，双方激战过后，李自成的一千人只剩下十八人，不过幸运的是，他突围了出来。

在崇祯十年（1637年）的时候，张献忠也被明军打得走投无路，选择了暂时投降，被熊文灿招抚。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个着名的起义军首领被按了下去，崇祯以为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但没想到的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平息了农民军，清军又大举来袭。洪承畴、孙传庭奉命赴京勤王。

形势的突然转变，不仅给了李自成等起义军喘息之机，而且从此也改变了孙传庭的命运。

孙传庭下狱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兵南下，攻入京畿之地，大明帝国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

是“攘外必先安内”还是“攘内必先安外”，同时都摆在了崇祯面前。大明内部倒是有人提出与清议和，但很快就换来举国骂声。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所有的决策都是建立在不利的环境，以及偏激与冲动的情绪之下的。

为了应对清军，崇祯急调各路大军赴京勤王，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也被派往辽东、保定。

在这次明清激战中，孙承宗、卢象升都因此殉国，而清军在劫掠一番后，于崇祯十二年三月返回盛京。

清军此次入侵，使得明帝国的整个蓟辽防线遭到了很大的削弱。杨嗣昌决定以秦兵填补蓟辽防线的漏洞，于是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孙传庭总理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但在这个问题上，孙传庭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同意将秦兵留在蓟辽。他认为，陕西的农民军还没有彻底剿灭，如果将秦兵主力留在蓟辽，陕西的农民军极有可能再次壮大。

更何况，秦兵家眷都在陕西，如果留在蓟辽，还有可能会发生哗变。但杨嗣昌不管这些，执意要让秦兵留守蓟辽。

就这样，剿灭农民军的秦兵精锐被留在了蓟辽前线，同时留下的还有围剿农民军的得力战将洪承畴，而孙传庭则被投入了大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由于孙传庭与杨嗣昌在剿抚起义军上存在分歧，再加上秦兵去留问题的矛盾，孙传庭便以耳病为由，提出告假。

崇祯听信谗言，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于是，一怒之下就把他投入大狱，以待发落。

就在孙传庭蹲大狱期间，农民起义军叛而复起，事实证明，孙传庭先前的看法是对的，由熊文灿招降的张献忠再次举起反旗。

剿抚之争

孙传庭与杨嗣昌，这两人有什么矛盾呢？主要是因为路线问题。杨嗣昌在剿灭农民起义一事上，提出了 “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

具体来说，“四正”指的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个地区，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战场；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作为辅助战场，由这六个地方的巡抚协助围剿。

“四正”加“六隅”构成“十面网”，由总督、总理二臣重点进剿。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划定管辖范围，农民军在哪个地方出现，谁就去主管，其它的协管。

崇祯认为，这个计划好，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杨嗣昌被认命为五省总督，他又举荐熊文灿做了五省平叛总理。

这样一来，杨嗣昌就需要用兵，他提出增兵12万，但户部又无饷可发。于是，杨嗣昌就提出加征剿饷280万两。

孙传庭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对了，他认为，明军当时的情况是，各地边军都已经抽调一空，再议兵等于是空谈，如若再加征剿饷，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民变。

当务之急，孙传庭认为，应该集中兵力进攻陕西的李自成，打歼灭战。由此，二人结下了梁子。

杨嗣昌向崇祯夸下海口，说要在三个月之内拿下农民军，即从崇祯十年十二月至崇祯十一年二月为期限。

此时的杨嗣昌也站在主剿的一方，但在洪承畴、孙传庭、左良玉对农民军进剿时，熊文灿则另类地举起了招抚大旗。

熊文灿在招降了刘国能、张献忠之后，杨嗣昌的主剿立场开始改变，主要是他的剿匪期限也到了。

眼看攻不下农民军，他只好上奏章请罪，请求别人接替自己，但崇祯对杨嗣昌信任有加，并不同意撤换他，便命令他把各将领功过报上来。

熊文灿是杨嗣昌推荐的，他自然把熊文灿的功绩摆在了首位，这样一来，崇祯也认为招抚说不定是解决农民军的良方。

此后，杨嗣昌也不再提什么三个月拿下农民军的口号了，而是默认了熊文灿招抚农民军的“良策”。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演这么一出，职位不降反升，但他却倍感不安，因为朝中对他的弹劾之声不断袭来。

崇祯十二年三月清军走了，五月张献忠等起义军再次造反，崇祯震惊，下令逮捕了熊文灿。九月，特旨杨嗣昌督师，赐尚方宝剑，设宴送行。

杨嗣昌到襄阳后，大誓三军，根据功过进行赏罚，但军心涣散，再加上他个人不放权，事事管得太紧，导致下面的将领无法及时应战，后来就有人不听他的话的，如贺人龙不听指挥，左良玉也骄横了，导致杨嗣昌的工作难以开展。

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攻入襄阳城，*了襄王。当杨嗣昌在夷陵听到这个消息时，惊恐致极，上疏请死。之后李自成又攻破了洛阳城，*了福王，最终杨嗣昌忧惧而死。

杨嗣昌死了，农民军还在如火如荼的燎原，找谁来灭火，崇祯又想到了呆在大狱的孙传庭。

再度出山，为时已晚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接见了孙传庭，任命他为陕西三边总督。

转眼三年过去了，李自成自打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后，起义军队伍一下发展到几十万人马。*了福王之后，又一下壮大成一支百万大军。

但到此时，明军能战的军队却只剩下三只：辽东吴三桂、武昌左良玉和重新起用的孙传庭。

左良玉害怕农民军，不敢战；吴三桂守辽东，崇祯不愿调；能战的只有孙传庭。

但是孙传庭在大狱里呆了三年，他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以为李自成、张献忠还是三年前的游击队，没想到农民军形势早已大变。

所以，他在崇祯面前也夸下了海口，说只要五千人，就能平叛。结果与农民军一交战才发现不对劲了，于是又提出再要两万人，给饷百万。

崇祯尽管不高兴，但也只能答应，因为明帝国已经无人可用了。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二十五，李自成围攻开封，于是，崇祯则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开封。

虽然孙传庭一再表示，新募兵，不可轻易出战，但崇祯根本听不进去，还是一味催促，最后孙传庭只好出发，结果在柿园之役中战败。

在柿园之役中，孙传庭虽然战败了，但李自成也损失了精锐八千。而且孙传庭战败的很大原因在于，军队纪律不严明，这也是新兵暴露出的问题。

柿园之役后，孙传庭败退归陕，之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并且为筹措军费，不断向地主士绅，乃至平民要钱，弄得民怨沸腾。

所以，地主士绅们希望孙传庭赶快出战，不过比士绅们更急的是崇祯，因为全国抗击起义军的形势非常糟糕。

保定总督杨文岳在南阳被李自成击败，平贼将军左良玉在襄阳也被击败，李自成占领了河南、湖北十多个郡，驻扎在襄阳。

鉴于形势紧张，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孙传庭被任命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之后升兵部尚书，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以及江南、北军务，赐尚方宝剑，崇祯不断催促他出兵。

当时孙传庭给出的策略是，李自成打出的口号是不纳粮，但他一味只抢富户，并没有开展生产，只要明军坚守不出战，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用不了几个月，必会断粮，之后必然是军心涣散。到那时，明军再出战，胜算就很大。

所以，孙传庭是想死守潼关，但崇祯却逼他立马出战。君命难违，孙传庭只好出潼关，但这一出等于是送死。

逼近襄阳城后，李自成是以逸待劳，兵力又多，天气也不给力，孙传庭遭遇大败，出兵时大约有十万余人，一战过后，死伤四万，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遭遇重创的孙传庭退守陕西，力求保潼关，但怎奈何独木难支，李自成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破潼关。

可悲的是，孙传庭战死军中，最后连尸体都没找到。

在孙传庭死后五个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由此《明史》这样记载：传庭死，明廷亡。

所以说，明军失利，在人事，而非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