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兵力就好了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是很多因素一起促成的，而分兵这个战略实际并没有错，来看我们的详细分析：

1、养寇自重。李成梁主政东北时期，努尔哈赤一家基本被族灭，但是李成梁偏偏留下努尔哈赤这个遗孤不*，反而将他养大，教他军事。难道李成梁不懂养虎为患的道理吗？他当然懂。但是由于当时明朝边将的风气就是这样，故意养寇以自重，所以，这一点他们难辞其咎；

2、统帅无能。得知抚顺失陷，万历皇帝竟然任命杨镐为统帅，统筹对后金的作战。然而，杨镐虽然为官有道，但是当官跟打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跟赶鸭子上架也没什么区别。战事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万历用人十分不当，已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3、分进战略。客观地说，分进合击的战略并没有什么错。这种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的“闪电战”中得到了优秀地体现，通过两翼甚至多翼地快速推进，将敌人合围，进行集中歼灭。但是，这个战役的特点是：快速，配合。多翼推动，必须出敌不意，而且同时前进，如果做不到这些，反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等于犯了“梅花分瓣”的战术错误；

4、一错再错。杨镐实在做不到闪电战的话，的确不应该分兵，这样，即使后金六万大军来袭，也能硬抗，谁胜谁负还不好说。但是杨镐愚蠢地让后金逃兵带信给努尔哈赤，还傻不拉几地告诉他自己出兵的时间，等于将自己的整体部署全部泄露出去了，这个仗还没开始打，就已经输了底裤。

5、葬送戚家军。由于四路大军之间，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联络，而且互不统属，即使西路军已经覆灭，东路军浑然不知，依然孤军深入。尽管戚家军作战勇猛，但是由于丢失了辎重，被后金携数倍大军反复冲击，最后全军覆灭。戚家军的覆灭，标志着大明的精锐已经丧失殆尽。

所以说，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是多个因素促成的，最大的败因就是万历用人不当，让一个完全不懂军事杨镐主持大事，即使他将四路大军集中一起，还是容易被努尔哈赤想方设法打败，比如说截断粮道。

如果明朝集中进攻，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战果，但也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风险。集中进攻可以集中兵力，形成压倒性优势，对敌方造成更大的压力，有可能迅速击败敌军。但是，如果明朝军队集中进攻失败，可能会面临被全军覆没的风险。此外，集中进攻也会暴露明军的战术意图，让女真军队有更充分的准备。

总的来说，无论是分兵四路还是集中进攻，都有其优缺点和风险。萨尔浒之战的结果不仅仅取决于明朝的战术选择，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如天气、地形、军队士气等等。

谢谢邀请，我负责地声明本人对萨尔浒之战不是很清楚，不敢妄言。高手江湖小晓生作者说得很好，我为他点赞！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一次战略性决战。

明朝以十万之众，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不到五天，三路明军被全歼，一路逃回，萨尔浒之战以明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此战明军战死将领自总兵刘綎、杜松以下三百一十人，战死军兵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多人，丧失骡马等两万八千六百多匹，损失武器装备更是无数。而后金损失仅两千余人。双方损失之悬殊，在战争史上实属罕见。清朝对此战评价颇高，称此战后“王基开，帝业定”。

那么如果当初明朝并没有采取分兵战略，是不是会避免这次惨败？答案仍然否定的。

兵力不足

此战明军号称有四十七万兵力，但实际上加上朝鲜、叶赫军才能达到约十万人。明朝希望凭借这十万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歼灭后金政权。但这支军队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后金军队屡战屡胜，兵力不断扩大，战前已经达到七万多人，而且士气高昂、战斗力极强。另一方面，明军来自全国各地，质量参差不齐，情况互不熟悉。虽然有一定优势，但明军企图深入后金，速战速决，却是力不从心，带有盲目性。

情况不明

明朝上下违背了“知之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已，不知彼，每战必殆”。这一基本战争法则。明军主将杨镐既没有考虑后金军队兵力集中，又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善于野战，又在自己的统治区作战，地形熟悉，能够以逸待劳等优势；又忽视了自己兵力优势甚微，又调自各方，本来就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不仅不给其休整时间，反而急于进攻。而且荒山老林、大雪封山，这些南方军队人地两疏，极大增加了部队之间沟通联络、互相配合的难度。这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又盲目轻敌的指导思想，是明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指挥混乱

整个战役期间，作为主将的杨镐，坐镇远离战场二百多里的沈阳，完全不了解战场发生的情况，没有任何指挥。比如，当时杜松军队孤军冒进，杨镐未予制止；杜松军受到攻击，马林军不过相距二三十里，也没有及时指挥马林军支援作战；等到杜、马两军被迁，还没有向其余两军通报战况，直接导致刘綎军被歼。特别是组织如此大规模的战役，竟然没有准备预备队。如果在战场紧急时刻，适时将预备队投入战场，就有可能掌握主动，影响整个战役进程。当然，杨镐却是留下一直军队，但这支军队确实驻扎在辽阳，负责掩护沈阳侧背。

后金强悍

后金取得胜利当然也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周密的侦查，对天气、地形的熟悉，对时间和距离的精准掌握，足够的机动能力以及较强的战斗力，只有具备这些才能确定打击顺序，确保速战速决，顺利击溃第一个目标，之后逐次转移兵力，使后面的歼敌顺利进行。不幸的是后金军队全部具备这些因素。

明军有如此无能的统帅和糟糕的指挥，碰上努尔哈赤这样强悍的对手，不管分不分兵，惨败的结果都无法改变。

没啥改变。明军就不该跟努尔哈赤决战。

分兵四路，仅仅是明军在萨尔浒之战惨败的诸多原因之一。

大背景方面，明朝承平日久，政治腐败、军备松懈，而后金则处于蓬勃上升期；

战略层面，明朝当权者对敌我双方态势、实力对比产生误判，采取了错误的对策；

具体战术层面，明军统帅水平糟糕，一将无能、害死三军。

先说大背景。努尔哈赤的崛起，是明朝后期证据腐败的副产品之一。

女真原本分为三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其中，东海女真主要活动区远在黑龙江以北，开化程度较低，也称“野人女真”。

而建州、海西二部则南迁与汉地毗邻，由此在经济、技术、文化方面有了较大的成长，当然了，军事力量也水涨船高。对于他们，明朝采取的是两手政策：

一方面，以女真治女真，笼络各部酋长，封以官职、赐以官印。同时开通互市，提高其经济依赖性；

另一方面，实行残酷的“分其枝、离其势”的分化打击战略，谁强揍谁。如公元1575年，辽东总兵李成梁诱*了建州右卫首领王杲，其后煽动女真内部矛盾，让其“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到了万历后期，随着明神宗“怠于朝政、勇于敛财”，明王朝政治日渐腐败，放松了对边境地区的管控，努尔哈赤乘势崛起。

从公元1583年起，原本为李成梁部下的努尔哈赤开始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对于明王朝，他则摆出了恭顺、服从的姿态，甚至多次亲自赶到北京朝贡，由此成功让万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到了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后，明朝仍认为他“忠顺学好，看边效力”；1589-1591年，还两次对其加官进爵，升职为左都督；公元1595年（万历23年），又将其提拔为龙虎将军。

直到公元1613年（万历41年），努尔哈赤几乎灭掉海西女真后，明朝廷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转而支持仅存的叶赫部，协助其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于是，在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正式撕破脸，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公然对明朝宣战。

面对这种局面，明朝廷对形势却产生了严重战略误判。

当时的明朝是什么一副面貌？万历三大征后，国家财力大损，各处府库的物资、白银储备锐减；而万历皇帝则志得意满，荒废朝政，朝廷党争纷起、极度黑暗。政治的不堪也蔓延到军队中，当时的九边重镇粮饷匮乏严重，而军官却虚报战功、盘剥士兵、克扣军饷，军队的装备训练水平急剧下降，战斗力堪忧。

反观努尔哈赤，则锐意进取、建树甚多。尤其在政权组织方面，他首先以建立起以300人为一“牛录”的新型军事组织；随着实力的扩张，他又建立了红、白、黄、蓝四旗，公元1615年扩张为八旗。这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出则备战、入则务农，原本松散的女真各部被打造为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侵略性、战斗力极为强悍。

因此，在蒸蒸日上、龙精虎猛的后金军面前，当时的明军在质量上处于下风。

公元1618年发布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在辽东攻略了明朝的500多处城堡，“所得人畜30万”，辽东总兵张承胤率领1万多兵马前去迎战，结果全军覆没。

消息传来，明朝廷“举朝震骇”。当年九月，努尔哈赤割掉一个汉民的耳朵，让其带信给明朝官员，信中写道：“如果觉得我理亏，可以约定时间决战；如果觉得我的所作所为有道理，那就速速献上金帛息事宁人！”

万历皇帝怒不可遏，下旨命令兵部尚书杨镐为辽东经略，从山东、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等地增调军队赶赴辽东。经过半年的准备，万历无视明军在军备、训练、后勤粮草多方面的不足，急不可耐地催促杨镐进攻，萨尔浒之战随之爆发。

很显然，努尔哈赤故意用了激将法，而要面子的万历帝果然着了道。

后金虽势头凶猛，但在明朝面前仍旧是个边陲的部落，即使当时的明朝已经走上下坡路。对于当时势力仅局限于女真大部、只是军力强盛的努尔哈赤，明朝廷的最合理方案，就是联合叶赫部、朝鲜以及蒙古等周边附属力量，以军事、经济的双重手段持续削弱、压制后金。而不应以己之短、攻敌之强，急切地发动主力决战。举个浅显的例子：面对一个小混混的挑衅，黑社会大哥怎能轻易亲自动手？

当时的明军的备战情况有多糟糕？举个例子，即可管窥一斑。萨尔浒之战后，徐光启在《徐氏庖言》中记载：“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西路军统帅杜松都没靠谱的头盔，普通士兵跟光膀子有何区别？

而在具体战术层面，明军就更糟糕了，双方的指挥者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对于萨尔浒之战时明军的兵力情况，史书中莫衷一是，有说24万的，《明史·杨镐列传》写的是47万。关于明军的总损失，各类史料非常一致，即战死的士兵约4.5万、将官300多。

问题来了，如果明军真的有数十万之众，为什么西、东、北三支都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损失仅有4.5万？难道其他十几万都被俘虏了？

《三朝辽事实录》里提到，参战的明军约88550人，加上1万多朝鲜军，总数约10万多。而当时的努尔哈赤有多少兵力呢？

在围攻杜松的西路军时，努尔哈赤派代善、皇太极增援正在被杜松（此时仅带着1万精锐）攻打的届凡城，他自己则亲率4.5万人马进攻驻扎在萨尔浒的2万西路军主力。就算他在其他没有安排一兵一卒，当时的后金参战部队也超过了6万人。

由此可见，明军并没有占据绝对兵力优势，如此情况却又兵分四路，只有一种合理的原因：杨镐等明将并不了解后金的真实情况，情报工作非常糟糕。

但努尔哈赤的情报工作却堪称完美。杨镐刚刚与众将合计出行军方案，努尔哈赤就已经掌握了详细的部署，把每路明军的行军路线、将领情况、具体兵力摸得一清二楚，得以敲定有条不紊、各个击破的对策。

在3万西路军被全歼后，北路军第二天也被击溃。对于这些情况，东路的刘綎竟然全然不知，按计划前进。随后努尔哈赤让明军俘虏带着杜松的令箭诓骗刘綎，声称西路军已获胜，让东路军急速前进。刘綎信以为真、轻装急进，结果掉进了努尔哈赤的口袋，全军覆没。

各路明军之所以如此脱节，与总指挥杨镐留在沈阳、远离前线不无关系。但最关键的是，双方的情报能力差得太远，相对于仿佛开了上帝视角的努尔哈赤，杨镐仿佛是盲人摸象。如此打仗，焉能不败？

其实对于明朝而言，萨尔浒之败并不是末日，毕竟搜死的骆驼比马大。要命的地方在于，其后的明朝仍沉迷于内讧，三大案、党争、阉党篡权上演得如火如荼，政治斗争干预辽东战局的情况屡屡发生，纵有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等等军事人才，也架不住猪队友不断拆台。后金的崛起，像极了一场意外。

结果是一样的，病万变药亦万变。历史不会重写。

这个想法很好，但以当时明朝的条件，其实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这个想法的最大问题就是后勤。

明朝平定壬辰倭乱之后，万历朝前十几年攒下的家底已经基本花光，中央财政压力巨大。

为筹备萨尔浒之战辽东各路兵马总共达10万余人，而明军又多配备火器，所需器械粮草数额巨大，还有运输途中的损耗及民夫消耗，明朝中央政府为应付这笔消费，加征征了辽饷，到万历四十七年时，总额达520万两白银。即使如此，明朝政府倾举国之办仍然没能把大军所需粮草备齐，导致士兵逃亡很多。而正是因为担心“师老财匮”，万历帝才不断催促杨镐进军，仓促进军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合兵所需要的时间，更会消耗巨大的资源，这是当时明廷所不能随的。

二是各路明军之间互不统辖，配合并不默契，甚至相互倾轧。杜松军抢先进军是明军崩溃的开始，而抢攻的动机是抢功。如此，即使是合兵一处，也不会好太多。

第三是萨尔浒之战明军多为外军，辽东本地部队已在常年战争中损失惨重，缺额同样严重，外军极难适应东北苦寒之地的气候，难以久执。而合兵必然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对战力削弱更重。

而后金军首先是本土作战，熟悉环境，适应气候，非客军所比。而机动能力极强的游牧骑兵作战对后勤依赖不是那么强。而且后金此时是求生之战，战役决心更为坚决。

总之，还是后勤压力导致了明军的一系列失误，而晚明时期的军队，其军心士气以及战斗力已非开国时所能比了。这一切都不是合兵能够解决的。

兵分四路不是因为有人要显摆，而是现实需求。

看看地图就会发现：除了刘铤那一路（这一路恰恰兵力最少，刘铤本部才一万多，加上朝鲜军共二万——朝鲜人也能打仗？），杜松基本沿浑河开进，李如柏基本沿太子河开进，马林行军路线虽然不靠河，但他的出发地铁岭开原在辽河沿岸。

为啥要这么行军呢？倒不是要走水路（萨尔浒之战在二三月打，大部分河都没开冻），而是因为河流冲刷出河谷构成天然道路。须知那时可没有高速动车，得靠大头兵一步步走。所谓“人一过万无边无际”，数万大军行军对道路要求很高的，集中一块走一条路全挤着一团根本没法展开，结果就是想苻坚南征东晋那样，前锋部队都在淝水开打了，后卫还没离开洛阳，这种一字长蛇阵更容易让敌人斩断。

萨尔浒的失败本质上并不是轻敌，而是组织不力，没有严格纪律（这一点在万历朝鲜战争就多有暴露）。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向曾国藩学习，战前做好地形路径侦察，制定详尽方案（他们有参谋部干这活吗），限定每日行军距离河宿营地，各部严格按计划缓进，严禁冒进，“结硬寨打呆仗”步步为营挤压后金。

不过即使如此，由于明军机动力远不如后金（家丁化的明军打不动大规模战争），还是极可能遭到打击，但大约不会惨败。

肯定不一样啊，兵力分散容易被逐一击破。